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加坡，替人取外号几乎是一种“民间艺术”。不需文凭，也不讲修辞，只要你观察力够敏锐，够大胆，一个响亮的外号就能脱口而出。

外号的来源五花八门。长相最直接——戴眼镜的叫“四眼”，头大的自然逃不过“大头”；身形也难幸免，高个子被叫“Panjang”（马来语），瘦小的就是“San Por”（福建话）。牙齿缺了几颗的，一句“Boh Geh”，既传神又到位。职业更是取之不尽：卖粽子的叫“卖粽嫂”，卖面包的阿宝成了“Roti宝”，我家附近洗衣店（Dhoby）的老板娘，也能直接被叫成“Dhoby的某（方言，老婆的意思）”。

我父亲就叫“大头”。这外号毫不含蓄，却真实贴切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个称呼不仅街坊邻里这样叫，连亲戚朋友也用得顺口，本名反而成了“备用”。至于我，自然也“继承家业”，被叫作“大头仔”。小时候晒得黝黑，又多了个“小黑”，一个人两个外号，倒也齐全。

有趣的是，在一些熟悉的生活圈子里，不同种族之间互相取外号，往往不太计较。华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外号满天飞，多半带点调侃。也正因为这些“标签”，人反而更容易被记住——或许叫不出本名，但一听外号，马上知道是谁，还能顺带想起他的故事。

放到今天，这样的外号大概不太“通行”了。在更强调尊重与分寸的环境里，像“四眼”“Boh Geh”这样的称呼，容易被视为不够得体。人们说话更谨慎，称呼也更“安全”。这种变化，自然有其积极的一面——减少冒犯，也让人与人之间多一份体谅；只是有时难免觉得，少了一点轻松与玩笑。

或许问题不在外号，而在心态。外号本是带着温度的称呼，是熟络之后的一点调侃。当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远，再生动的称呼也会变得小心翼翼。

说到底，一个被叫“大头”还能笑着应声的年代，也许不只是头大一点，心也更大一点。